2008年9月的一个周六，我家乡的乡镇煤矿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3名同村的长辈不幸遇难。

听到消息时是在中午，起初大家都以为是井底小股出水，因为这样的事此前时有发生。但后面随之而来的消息，就越来越吓人了。

到了下午，春红婶找来我家，希望我能陪她一起去矿上看看。

矿井坐落在与镇子一山之隔的山坳里，等我们赶到时，井口的四周都已经被红白相间的隔离带隔开了，不远处停着两辆警车，几台抽水泵嗡嗡响着，有不少附近的村民站在不远处的山坡上往这边张望。

父亲曾给我讲过，矿上往年发生过好几次井底冒水、塌方之类的事故，偶尔也会死一两个人，每次都是矿老板拿钱私了，外界一概不知。

可这次似乎要严重得多，矿上此刻已乱作一团，四处都是穿着井服急匆匆往外奔跑的矿工，还有推着抽水泵、抱着管子朝矿里涌的救护人员。我们还没走近，春红婶的脸色就越发苍白了，额头上附着一层冷汗，如果不是我和其他婶子们搀扶着，似乎马上就要瘫倒在地上了。

我们跟着嘈杂的人群、沿着井口平台的斜坡继续往下走，大概走了两三百米，才看见有人群聚集在出井口的两侧，他们脸上的神情我看不仔细，可是大声呼喊、呜咽的声音，却清晰地传来，一声声锤击在我胸口。

春红婶脚软到接近瘫倒，几乎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我的手臂上。又走近了些，我们才看清楚：十多个与春红婶年纪相仿的女人们，或是跪着，或是被人搀扶着，或是依墙靠着，撕心裂肺地呼喊着自己丈夫的名字。

忽然，春红婶不知从哪爆发出来的力气，一下挣脱了我，不管不顾地向着出井口冲过去，工作人员赶忙拉住了她。

抽水泵不间断作业，积水变得很浅了，建国叔、保子叔和志民叔的尸体这才在靠近出井口的地方被发现，因为被井水泡过的缘故，尸身都有些不同程度的发白、浮肿，指甲缝里都渗着血。与他们相熟旷工在我们身边议论说：“他们几个最可惜了——跑的快的都出来了，慢的都还在井底，水深，这会儿也没法去找人——就他们，只差这几步，都跑到这儿了，被梁上掉下来的木头压住了，唉！”

春红婶彻底崩溃了。

听爸爸说，起初，矿老板怕他们三家人聚在一起“狮子大开口”，就在县里找了一个宾馆，分开来谈赔偿，还把婶子们的手机都没收了，找人专门看着，不签字就不放人出去。矿老板打算给每家赔18万，并且骗每个婶子时都说：“给她们两家的都是16万，看你不容易，这才好心添了2万，人都没了，你这样僵着，也没好结果，浪费的也是你时间，不如拿着钱利索签了。”

婶子们都嫌少，就这样彼此拖着。拖了一段时间，矿老板坚持不下去了——毕竟这场矿难死了30多个人，若是拿不到所有家属的和解书，被公诉后，他怕是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待着了。

等赔偿价格谈到25万后，凤铃婶第一个在和解书上签了字，矿老板见此，便把赔偿的价格定死在25万。春红婶看再熬着也没什么用了，只好也签了字，只是喜玲婶还硬挺着，也不闹，也不签字，矿老板只好给她单独加了2万。

矿难过去十余年了，婶子们后来的生活境遇也或好或坏。但不论怎样，她们当初的选择，大多也是出于维持家庭的无奈。

“我凭什么喊他爸？”

母亲原与春红婶在一个村，先后嫁来了这里，两家一直都走得挺近。

春红婶的老公建国叔干活是一把好手。千禧年初，小煤窑没人查，建国叔在那里一个月上满班赚的钱不比有体面工作的人少，每次一开工资，除了买条散花烟以外，其余的钱都尽数上交给了春红婶，其余什么闲心也不操。

母亲偶尔会开他的玩笑：“自己不偷摸存俩，以后想再拿出来可就难了啊。”

建国叔也不反驳，只笑着说：“她还能拿出来给外面花？还不是用在孩子身上。”

春红婶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钱抓在手里，一点点抠着花，外人总说她小气，春红婶也不放在心上：“让他们说，看能不能眼气死他们。”

我父母那时经常置气，春红婶总来劝，每次来，都会搬个凳子坐在一边，等我母亲气消得差不多，才开始说：“你说这有啥可气的，他们在外面赚点钱也不容易，没白没夜地在地下拱来拱去，只要心里有这个家，在外面不胡来，能按月带钱回来，咱们还有啥看不开的？过日子图个和气，闹来闹去，平白让外人看笑话。”

春红婶走后，母亲也会无不羡慕地说：“你爸要能有你叔的好脾气，咋还能吵起来。”

那些年，建国叔在外扒嚓着，春红婶在家帮衬着，日子当真过得越来越像样了，打了地基，建了房子，孩子们也健康成长。两人满心想着的，都是把这个家操持得再红火些，可惜天不遂人愿。

那天，一群人在井口，死命拦着不让春红婶进，同在现场的二伯也训斥我“净添乱”。等春红婶好不容易才回过劲儿来，她也不再硬闯，只是拭去眼角的泪水，对自家二哥说道：“我跟他过了十几年，也一直想着这辈子就跟这个男人过，可是今天他走了，留下我和孩子，我连最后看他一眼都不行吗？”

这一席话，周围所有人都很动容。

在几个大娘的陪伴下，春红婶还是下到井口去看了一眼，一行人很快就回来了，春红婶一上来就蜷缩在地上，静静地埋着头，好久都没发出声音。

良久，她才发出一声声压抑的哽咽。

建国叔死后，留下两个孩子，大儿子东东13岁，小女儿刚满3岁。虽说25万在当时来说也算很大一笔钱了，可总出不进，再多，也迟早会有用完的一天。所以和春红婶走得近的人，包括我母亲在内，都或多或少地提过几嘴，劝她再找一个男人。

“为了孩子，我就算难死，也要守着这边过。”春红婶的态度一直非常坚决，“再说了，就算我愿意改嫁，谁知道他是图我钱，还是真心想跟我过日子？孩子都这么大了，不是亲生的，我累就累点，不去受那冤枉气。”

春红婶把话说这么直白，母亲心里也理解，毕竟再找一个，想着的也不过是有个相互帮衬的人，要是都藏着小心思，那就是纯粹找气受了。

过年前，春红婶的亲哥来看她，瞧她又当爹又当妈，做饭挑水忙里忙外，便又苦口婆心地劝道：“你才35，又不是五六十，孩子又这么小，再说没有个外面人，像个家吗？地谁来种？你真指望赔的那钱能过到老？”

春红婶低着头不吭声，伸手整了整怀里女儿的衣服，将手里剥好的瓜子仁递进孩子的嘴里。她哥示意母亲帮个腔，母亲也接过话头：“要不大家都帮着寻摸下，咱不图别的，找一个老实靠谱的就行，你看咋样？”

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劝个不停，许是被缠得烦了，春红婶终于松了口，生硬硬地抛出一句：“再找一个也行，他不能带（有）孩子。”

在我老家农村，“光棍”本就是一个丢人的词，林小孬就是这么个不尴不尬的身份，一顶“男，35岁未婚”的帽子，在我们那儿就足以将他踩在地上。但有两点大家是可以确定的：第一，他穷；第二，他确实很老实。

林小孬成了春红婶家新的男主人，这不过是他往后的10年里所需要履行的一项义务——但不会享有什么权利——2009年5月，在林小孬“倒插门”的第一天，春红婶就与他约法四章：工资必须上交；不可以要孩子；不可以资助老家人；不可以游手好闲。

对于这几条，我父亲是很嗤之以鼻的：“一个大男人，她说啥就是啥？这种活法，还不给窝囊死。”但大多时候，林小孬只是笑笑，也不反驳，偶尔会重重地吸几口烟，再吐出来。等又过了些年，他的岁数慢慢上来，腰慢慢塌下去，再来我家的时候，父亲也就不说那些话了，只是给他递烟。

这些年，在以一连串“不可以”为基调的家庭关系下，林小孬所能做的，也就是“服从”了。

2009年前后，镇上的小煤窑全被填上了，国营矿没关系进不去，男人们只能外出务工。没有技术、没有文凭，跑工地是没办法的事。父亲说，林小孬刚来村里半个月后，就被春红婶催着出去赚钱，第一站去的巩义一个矿场，干了3年。他每年出去打工10个月，7月回家住一个月，2月再回家住一个月。2009年年底，春红婶直接没收了他的工资卡——因为矿厂是管饭的，婶子每个月只给他100元的烟钱，不够花时，只能张嘴借。

“累成这个熊样，赚钱给别人养孩子，图个啥？”有天，父亲实在忍不住问他，林小孬思索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能挠了挠头，憨厚地自语道：“总归咱也是有人惦记的人了。”

父亲后来说，春红婶究竟惦不惦记他，还真不好说。

等到了2012年，矿厂效益不好，老板天天开会喊着“共度时艰”，说到底，就是“钱先不发，活你还得先干着”。卡里见不到钱，林小孬人还没回去，春红婶就在电话里训他，用父亲的话来形容，就是：“你妈要是敢和我这么讲话，这日子就不用过了。”

这一年林小孬一回村，春红婶就开始吵，埋怨他赚不来钱：“光吃白饭，可别给我进这个家门。”

“我又不是赚不到，这3年，我赚的钱，不说十万，七八万总是有的。钱上交不是事，但你得给我生个孩子。”大家都数不清这些年来，林小孬是第几次提出这个要求了。

“两个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自己心跟针眼一样小，还埋怨别人不给你生，要给你生也行，奶粉钱、从小学到大学的花费、将来的彩礼钱、房子钱，不多说，就50万，你现在给我拿出来，我就给你生一个。”

母亲给我转述上面这些话时，还笑着说：“你春红婶这都是说气话呢，就算小孬拿出来50万，都那个年纪了，她还会再生？”

可在林小孬看来，这话却成了他努力的方向，他当真了。

翻过年，林小孬经人介绍去了西宁，辗转一个又一个工地，学会了砌砖、粉刷等一众活计，后来，我在春红婶家偶然看到一个已经破损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

2012年8月，出工24天，收入3672，烟钱被褥共支出217，23号未戴安全帽罚款50；

2012年9月，下雨太多，出工15天，收入1763，工头请吃饭，买酒36，烟钱75；

2012年10月，出工29天，收入4388，和坡子吃饭，花费96，烟钱112……

这些琐碎的账目写满了6页泛黄污渍的纸，直到2017年。

2017年7月，我在春红婶家门口看见了林小孬，那时候，他刚从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骨折的腿还打着石膏，模样老了很多。我提高音量，喊了一声“叔”，他看着我，应是许久没见，竟没认出来。我报出自己的名字，他才恍然大悟道：“回来了呀，东东在家，要不要来屋里玩？”

我推辞了。回来的路上，我想起此前有次和东东聊起他的“新爸爸”，东东开口就是：“我凭什么喊他爸？！”看着那理直气壮的表情，我满心涌起的都是寒意。

去年中秋节我又回老家了一趟，提了点东西，想和春红婶聊一聊这些年的经历。

知道我的来意后，春红婶倒也坦然：“凡事都有个比较，咱都是人，和他过了这么些年，说没有一点感情那是假的，可和孩子们比起来，到底是孩子更亲点。我给他再生一个不难，可拿什么养？就凭他一个月3000多的工资？女孩还好，要是男孩呢？你叔去后这些年，我就没动过赔的那钱，还不是想着东东要是有出息，在外面过一家，我就给他添点，要是过不成，回咱老家，拿这钱也能在县里给他买个房子，好娶个媳妇，我就是这点心思……”

“那小孬叔呢？”

“他？我俩就凑合着过吧，不是你叔去的早，谁愿意这样……”



婶子说着说着就动了情，仿佛要把这些年心里的委屈都要倾诉出来，我不好多问，放下月饼就出来了。

建国叔走了十余年了，春红婶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他的。

去年东东大专毕业，春红婶托人在电厂给他找了份工作，又拿出10万在县城给他付了首付。建国叔拿命换的钱，春红婶没有在自己身上多花过一分，全用在了他留下的孩子身上。

可林小孬呢？回想当初，他又会不会后悔呢。往后的事，又有谁知道呢？

“本来就是想给孩子找个依靠”

保子叔家的晓圆是我妹妹的同学，在家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因为当年是最后一个签和解协议的，她的母亲喜玲婶比其他几家都多拿了2万元。

出事的当天，春红婶本想喊喜玲婶一起过去的，我们去她家喊了门，春红婶对她讲：“镇上都传矿上瓦斯爆炸，井底下正在冒水，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你要不要一块过去看看？”

喜玲婶比我们想象的要平静得多，没拒绝，也没同意，只是没好气地回道：“没影儿的事，别听他们瞎传，这个矿开了这么多年，不也没出什么大事。”

等她转身回了屋，春红婶小声嘟囔了句：“咋是这么个没心肠的人，自家人这个点还没回来，也不知道惦记。”

认识喜玲婶这些年，她一直都是这样，从来都不怎么与村里人来往。母亲说：“早些年，她总是因为一些分田、修路的事与旁人吵架，渐渐的大家都不愿意搭理她了。”

倒是她丈夫保子叔为人热心和善，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我家屋后的排水沟堵了，我和母亲两人冒着大雨在那里清理，保子叔路过看到，二话没说就跳下来，又是挖、又是运。

可保子叔性子这么好的人，跟喜玲婶的日子过得也不消停。从小我就经常听到他俩吵架，尤其是晚上9点以后，又是摔碗又是砸门的。后他们吵得没那么频繁了，倒不是和好如初了，而是不太在一个屋檐下待了。矿难前的那几年，我常看到保子叔在我家院子里坐着，不是在看人打牌，就是和人拍话，遇上饭点，我母亲就给他端一碗。

没外人的时候，母亲也会劝他：“都多大岁数了，也不是刚结婚，磕磕绊绊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喜玲她就是这么个人，不看她的面子，还能不想想孩子吗？”

“不是想着孩子没妈受罪，我早就不想和她过了。”

“这是什么话，不过还能离了咋着？你看看咱乡下这么多年，有听说过谁离婚的吗？”

听我母亲语气不太好，保子叔也很是无奈：“谁想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和她又吵又闹的，当初要男孩的是她，现在嫌孩子多费钱的也是她，我一个月30天累死累活不歇班，不就是想多赚点钱养活这个家？这倒也成了我的错，又来埋怨我不做家务、不打理庄稼，有时候想想，这日子过得是真的一点意思都没。”

保子叔讲完，用手拍了拍落在大腿上的烟灰，手里的烟已经熄灭，他没有再点，丢在地上，用脚拧了几圈，转身走了。

本想着等孩子再大点，喜玲婶的脾气能不这样冲，可惜保子叔没等到这一天。

保子叔出事后喜玲婶就搬走了，在镇上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用作她和3个孩子睡觉，一间开了个理发店。母亲念旧，总是让我去她家剪头发，可喜玲婶的技术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我去过一次就不再去了。倒是不少上了年纪的男人喜欢让喜玲婶剪，便宜，每次4元，客人不多的时候，还会免费净面。

没过多久，喜玲婶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打扮得很整洁，两侧的发梢收拾得一丝不苟，人也变得热情起来。见我们来，放下手中的活计迎上来寒暄：“姐，送孩子上学呀。”

母亲也会连忙应承着：“这不是来看看你。”

“嗨，还不是老样子，从我家外面人去了之后，这一天天的，哪有闲的时候。”

喜玲婶的改变，大体就是从王建民出现后开始的。

王建民是她的熟客，“熟”的程度早就超出了正常头发的生长周期——王建民习惯在每周六的上午来，像回家一样自然，躺在椅子上，有时剪发，有时剃须，更多的时候是后者。王建民那时给喜玲婶说，自己决定辞掉工作。当然，我母亲很快就告诉喜玲婶，从未听说过王建民有什么正经工作。

我有限地见过王建民几次，单从长相和派头来说，王建民的确有种暴发户的味道：泛着哑光的劣质皮鞋、一个褶子都没有的廉价西装、牛皮腰带上还有金光闪闪的皮带扣。喜玲婶一直都默默注视着王建民的各种表现，也会拿出不同于其他顾客的温柔对他，和他开些嘴上的玩笑，让他占点手上的便宜。

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就告诉我：喜玲婶嫁给王建民了。

结婚后，王建民将喜玲婶隔壁的房子也租了下来，从中间打通成一间，学城里赶时髦，招了一个小年轻，成立了个“造型工作室”，他对外负责店里的事，喜玲婶只管照看孩子和做饭。

除了理发店外，王建民也会到处折腾着赚钱，开过凉菜摊，也卖过童装，可不知道是王建民确实不会做生意，还是真的倒霉，总是赔，一赔两人就吵。那段时间，每次喜玲婶回村里，都会被母亲留下吃饭，我们全家人都得听她絮叨个不停。

有一次，喜玲婶和王建民直接就在我家院子里吵了起来。

“为啥不能把家里的钱拿出8万来办个养猪场？”王建民问。那年村里有人养猪赚了钱，王建民大概也动了心思。

“什么家里的钱？”

“就是赔的那笔。”

“那钱是你能过问的吗？那是孩子他爸拿命换的，将来供胜利上学娶媳妇，怎么能拿给你？”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再说我又不是白要，赚了钱还不是给你和孩子花。”

“赔了怎么办？你还？”

喜玲婶此话一出，王建民就愣住了，到底是个男人，要脸面，他脸色一沉，转身就走了。

我母亲上前安慰：“一家人有啥好在外面吵的，让人看笑话不是……”

喜玲婶大概也在气头上，手一推：“看笑话？这脸早就丢尽了，他爸去后，家里地里的事，谁搭过一把手？不说别人，就是几个叔伯兄弟，谁有来帮过？要是有别的办法，我会愿意再嫁？还嫁给他？”

听她越说越激动，母亲连忙将她往屋里拉——这话让人听了太刺耳，好似便宜占完，就要把人一脚踢开似的。

旁边的邻居们也看不下去了，议论纷纷：

“又没人逼着她嫁，说到底还不是看上王建民手里的钱。”

“就是，这两年花的用的、还有做生意赔的，都是王建民自己的钱，想来现在王建民手里钱没了，她自己又一毛不拔，能不吵嘛！”

可吵归吵，日子还是要过的。只是往后，王建民就很少回来了，自己在外面赚点自己花，逢年过节或是在外面待腻了，才会买点东西回来住一段时间，也会给喜玲婶留些钱。

2016年清明，王建民回老家给父母上坟，一去就再没回来——听说是突然小脑出血，被老家的表哥和女儿送到医院抢救，命是救了回来，只是右侧手脚瘫了。消息传了回来，喜玲婶依旧反应平淡，还是继续做着理发店的生意，那神情，一如2008年矿上出事时我们去她家看到的样子。

母亲私下给我说：“你喜玲婶要是有心，就带点东西去看看，再送点钱，表表心意也就是了。但若是真的装作不知道，不管不问，谁还能逼她……”

可一个多月过去，喜玲婶还是一直待在镇上，一切如往常般。

母亲不再让我去她那里剪发了。

王建民出事后两个月，听说有人来到镇上理发店里闹，喊着“要拿回属于她父亲的一份”，这种事传得很快，大家都说，闹事的是王建民在老家的女儿，正在读大学，王建民出事后，她听父亲说起这些年的事，就想过来看能不能要点钱，好继续给她父亲看病。

“结果呢？喜玲婶给了没？”

“她咋会给？”说完，母亲叹了一声，“你婶子原先可不是这个样子呀，现在咋变得这么没有人情味。”

母亲的疑惑，我直到去年才有了答案。

6月中旬高考后，不知道喜玲婶从哪得知我的电话，打电话来说：“晓圆文科考了571，能报郑州大学不？”

我答复她：“应该是不能。”

她又问：“河南大学呢？”

我按照往年的录取情况，又告诉她：“有点亏，要不找个省外的一本吧。”

她听完略显失落地“哦”了一声。

趁着这个机会，也是隔着电话，我才好意思开口问：“婶子，那事现在怎么样？”

“你是问王建民吧？”她问。

我连忙“嗯”了一声。

喜玲婶像是自语、又像是解释一般说：“我知道你们心里咋想的，这两年你没看我都不怎么回去……当初嫁给王建民也不是什么感情，就是想着他条件不错，能给孩子找个依靠，现在他病成这个样子，我能怎么办？把他带回来伺候着？本来孩子们都没了父亲，我总不能再给他们找个拖累啊，再说，我又没和他扯证。”

她这个说法，我无从反驳，本打算敷衍几句就把电话挂了，还没来得及，喜玲婶又央我帮忙留意一下省外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大学，我只能说好。

想来喜玲婶和保子叔吵了半辈子，保子叔人走了之后，我没见过喜玲婶哭，母亲说她也没见过。喜玲婶的日子还是如往常一样，围着儿子转。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她把小儿子宠得一塌糊涂，对两个女儿却不管不顾。当初大女儿没考上大学想读大专，她不愿意继续供，大女儿只好自己南下去打工。

“你说她是怎么当母亲的，自己女儿在外漂泊，不管不问不说，就知道每月让姑娘往家里打钱。”母亲每次聊起她家，都唉声叹气。

我想起过去保子叔还在的时候，下班不管多累，总会抱着最疼爱的大女儿来我家。若他泉下有知，不知会怎么想。

“都已经是再婚了，三婚传出去不好听吧”

凤铃婶是我母亲的好姐妹，小时候我常见她搬个小凳子，坐在我家的院子里和母亲笑着聊天。凤铃婶很胖，大笑的时候肚子上的肉一颤一颤的。

不过我父亲却不喜欢她：“你凤铃婶真的要懒死，每次来咱家，总是端个碗，拿把面条，喊‘爱霞姐趁趁锅，下把面条吃’。”不过，就算知道我父亲嫌她，凤铃婶也不放在心上，依旧准时踏着饭点来我家。

大家都说，凤铃婶是被她老公志民叔宠坏的。

志民叔在家排行老五，上面四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家里穷得叮当响，分家的时候只分得两间石头砌的旧房子。早些年，志民叔是靠十几岁当木匠学徒干到现在的好手艺和四邻八舍都夸赞的好名声，把凤铃婶娶回了家。父亲说，他俩的酒席就摆在石头房子前面，娘家过来的人脸色都不好看。

许是觉得有亏欠，婚后志民叔尽管嘴上不说，可家里家外从没让凤铃婶受过半点委屈。在我们老家，男方打工挣钱，女方带孩子做饭、打理田地，是每家常见的角色分工，可在凤铃婶那里，就连最基本的做饭，也是能去熟人家蹭就绝不会自己动手。志民叔常常下了一天井回到家还要给自己做口饭吃。

这在外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志民叔母亲气得说：“把这种媳妇娶回来，干啥嘞？”

可志民叔却从来不计较，该下井下井，该做饭做饭。

1994年，两人的大儿子出生了，志民叔对凤铃婶更加疼爱了。凤铃婶坐月子的时候，志民叔专门请假在家守着。往后十几年，这种疼爱一成未变，就在志民叔出事前几天，还在四处打量着看有没有合适的踏板车，要给凤铃婶买一辆代步用——因为他心疼凤铃婶每天步行往返镇上，给小女儿送饭。

志民叔走后还没有一个月，就有人登门给凤玲婶说人家，母亲那时很是气愤：“若是换作我，能用扫帚把人赶出去。可她呀，也是个不长心眼的人，也不想想，带着两个孩子，自己又不是长得多排场，人家若不是图她手里的钱，能上赶子来找她？再说了，来跟她说的人家也不是什么善茬，那男人就没正经上过几天班，整天不知道干些什么，你说这种人家，嫁过去不被欺负死？还连累俩孩子也跟着受委屈。”

“那干嘛婶子还同意？”

“还不是人家会说会哄，若论这点，三个志民叔都顶不上人家一个。”

得了赔偿后，答应了婚事的凤铃婶很快就把房子以3万块的价格卖给了自己娘家亲戚，带着一儿一女离开了村子。事故发生的时候，志民叔家的新房子还没盖完，外面院墙还没有圈上。那时候大家都说，如果志民叔还在的话，一定不会同意她这样做的。

5个月后，凤玲婶和那个男人摆了酒，就算是再婚了。

凤铃婶走后两年多，村里就有人开始议论，说凤铃婶“是个败家娘们，自己男人拿命换的钱给别的男人，让人家花”，花了3万块给那男人买了辆小面包车。

母亲告诉我，凤铃婶嫁到那边后，日子其实过得很艰难，“那男人央媒人来说亲的时候，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未婚单身，也没孩子，可你婶子一到人家，就给人当了后妈，这还不算，时间久了才发现，那男人跟他前妻之间根本就没断干净，你婶子气不过，打算把东西和孩子都带走……”母亲说到这里，长长地“唉”了一声，“她要是当时真下决心走，也不会有后面这些糟心事了。”

那男人向凤铃婶再三保证，凤铃婶竟也就原谅了他。“我还劝她不要傻，他能骗你一次，就不能骗你第二次？可你婶她心里却还在顾虑：都已经是再婚了，三婚传出去不好听，就没下这个狠心。”母亲说。

“若是村里传的是真的，哪怕三婚，也不能接着跟他过啊。”

“事情就坏在谁也料不到有今天。你婶还没安生两个月，那男人就嚷着要买钩机去工地接活，你婶虽没心机，可也不会傻到把志民矿难补偿的钱给他，事情就这样僵着。你婶当时还问我，自己是不是把钱看得太死？一家人过日子也不能把彼此分的太清——可人家根本没把她当自家人啊，你婶不同意，那人就拿着她的身份证，用她的死期存折作抵押，去银行办了20万的贷款，把钩机买了回来。”母亲对凤铃婶的遭遇既心疼又生气，一个劲儿埋怨她“就是不听劝”。

之后的两年，凤玲婶都没什么消息了。

2013春节过后的一天，凤玲婶忽然带着小女儿回了村。没有当初离开时的大车小车，就孤单单的母女两个。房子早卖了，母女俩没有落脚的地方，我母亲便把一个亲戚的屋子收拾了给她们暂住。

在凤玲婶的哭诉中，我和母亲才得知了她这几年的遭遇。

那男人用凤玲婶的身份证贷款买了钩机后，就整日待在外面不回家。起初凤玲婶还心存幻想，认为男人在踏实工作、能安稳过日子，可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不仅让她彻底失望了，更毁掉了志民叔用命换来的一切。

20万贷款是平时还利息、到期后一次性还本金的那种，两年的期限。贷款到期后，凤玲婶找男人商量，她出5万，男人把过去一年赚的10万拿出来，再添点他以前的积蓄，一起把贷款还了，然后钩机归他，终归以后能有个正经的活计。可男人根本就没接她的话，在家里待了一夜，偷偷把自己和前妻的儿子托付给同村大哥，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径自开车走了，凤玲婶听到动静，一路追了好远，男人只是淡淡丢下一句：“要是没地方，你就还在这里住，不想待，就收拾东西走人。”

男人走后，凤玲婶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村里人当她是个外人，也没人理她，可20万贷款却是以凤玲婶的身份向银行借贷的，银行是不会听她的解释的，直接划走了志民叔的赔偿金。

“以后有啥打算？”母亲心肠软，委婉地问道。

“你说这人咋能这样，当初咋说的，现在净办这没良心的事。”

“你以为谁都像孩子他爹那样一心一意对你，过去就别提了，先在这边住下吧。”

“我这心里就是委屈，”她侧靠在床边，抹了一把泪，继续哭诉着，“钱，钱也给他花了，他说不忙着领证，我这些年也没催他，怎么这人的心就跟石头一样，捂不热呢……”

凤玲婶哭得很厉害，眼泪也很多。在我家住了3个月后，凤玲婶拿着母亲借给她的5000快，在镇上租了一个房子。

对于凤玲婶如的遭遇，村里有看笑话的、也有说同情可惜的，更多的还是认为她都是自作自受。2014年秋天，我母亲高血压住院，凤玲婶提着礼盒来探望，母亲埋怨她乱花钱，她没言语，放下后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眼泪就又流了出来。

凤玲婶走后，母亲让我扶她起来走走，我问：“又不是太大病，婶子哭什么？”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是你志民叔6周年忌日，今天你婶子本是回村里上坟的，知道我生病，回洛阳路上，才又拐到医院。”

不觉间，矿难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已经没有人再提起它了。

志民叔一心一意疼了凤铃婶半辈子。可矿难之后，他多年从井底一点一点挖出来的家底却被凤铃婶不到一年就败光了。前几年，两人的大儿子当兵退役回来找不到工作，去了工地干粉刷，一个月工资3200，若没有特殊的际遇，25万，可能他要挣上十几年。

志民叔的小女儿与我上大三的妹妹同龄，可人却已经去菲律宾打工快4年了。

今年过年，我回家路过以前志民叔家的房子，院墙仍没有围上，我忽然想起新房刚建成的那天，我和一群孩子在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中，争相捡着那些还未燃起的碎鞭炮的情形。

那天，志民叔的笑容是那么灿烂。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加国头条 属于信息发布平台，加国头条 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